背景：因为婆婆是“钉子户”，湖南长沙市天心区的小学教师谭双喜近日收到区教育局通知，将其调往拆迁指挥部工作，直至其婆婆签订拆迁协议。这份调岗通知曝光于微博后，引发舆论质疑，目前已被撤销。

京华时报发表陆文江的观点：“株连拆迁”有违法治精神和依法行政。公职人员该干什么，权利和义务如何划定，如何考核评价，法律制度俱有明文规定，但从来没有为拆迁服务的职责，也没有因亲属拆迁问题而问责的规定。“株连”公职人员强制“逼迁”，本身就是滥用公共资源，而因为亲属拆迁进展不顺强行问责，则更是侵犯公民权利、权大于法的土霸王做派。

新京报发表徐明轩的观点：2011年初，中纪委、监察部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株连式拆迁”等违法行为的重点监督检查。不过实际上，嘉禾之后，各地层出不穷的“株连式拆迁”，鲜有被严厉追责的。制止“株连式拆迁”，光有文件不行，得真正落实文件的规定，鼓励公众举报，动真格的去查处，发现一例，处分一例，让所有官员都认识到，“谁给民众找麻烦，自身必然有麻烦”。

如果拆迁补偿太低，当“钉子户”的人其实充满无奈。倘若是拆迁户漫天要价，“死磕”确实影响公共利益。也有观点认为，漫天要价也是一种个人权利，愿打愿挨是市场规则，无论如何都不能强买强卖。但是，当私权与公权真的存在尖锐冲突时，确实难以达成绝对的公平与共赢。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总是挟公共利益之名，干着侵害群众利益、攫取官商利益的勾当。如果无法厘清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倘若不能切实划定私权的底线与上限，强制拆迁就难以避免。至于“株连拆迁”不过是问题的分支罢了。

湖南干部扎堆儿办酒席让“限宴令”情何以堪

背景：号称湖南史上严“限宴令”将于11月1日起施行，除了婚礼、葬礼以外，公务员其他宴请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的人员参加。随即，一些干部开始突击办酒宴。有人说，10月下旬已收到7份酒宴请帖。

湖南红网发表李忠卿的观点：你11月1日才开始施行，我就打一个擦边球抑或提前量，于是出现了先办酒再装修房子、一天赶三个场子之类的怪事。这是对“限宴令”的软抵抗，更是对红头文件的一种嘲讽。在此之前，其他地方有过类似的尝试，但大多都是应景之作，不过昙花一现。

燕赵都市报发表王聃的观点：与官本位紧密关联的种种宴请的功用，观察者已经说得很清楚，较之上级，宴请就是领导术；较之同级，宴请就是关系学；它是接待规格的象征，也是公民办事与创造官民联系的现实路径。当一种强大的“官场文化”与惯性挥之不去，当宴请中的隐秘得利与习惯“上贡”成为规则，“中国式宴请”就有了广泛存在的可能。

小蒋随想：如果没有红包，很多个人办的酒宴规模恐怕会大大缩小。所以，许多酒席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钱。表面上看，不让干部大摆宴席，似乎可以减少借机敛财。问题是，真想给权力者送钱的人，会想尽各种办法和理由“孝敬”，会在乎少喝几顿酒吗？而手握实权的干部，如果想以权换钱，同样有各种机会。所以，限宴还是治标，限权才是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