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供给硬性约束之间的矛盾。韩长赋用了一个形象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城里人吃水果榨果汁，三个苹果才能榨一杯果汁，农村人吃苹果就是削一个吃。一个城市人消费的农业资源，比一个农村人要多得多。所以说，城市化率高了，农产品需求总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另外，现在农产品用途的拓展，包括工业用，医药用，用途增加了，这也增加消费量。”

　　二是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性紧缺的矛盾。为什么我们粮食实现了“九连增”，而玉米、大豆等粮食进口还增加？主要原因就是消费持续、刚性增长。特别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后，食用油、肉蛋奶消费大幅增长，直接导致了玉米等饲料用粮的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大豆的大量进口。“改革开放之初是8亿人，当时人均消费食用油只有2公斤，现在我们13.5亿人口人均消费19公斤——现在无论在家里烧菜，还是在饭店里吃菜，连炒青菜的盘子里都是油汪汪的，改革开放之前看不到多少油腥，那盘子蹭的光光的，你上哪儿找地沟油去，现在地沟里都是油了。”韩长赋风趣地说。

　　三是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比较效益下降的矛盾。这个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我曾经在海南田里面做过调查，当时重点调研了青椒，海南农民卖青椒的时候五六毛钱一斤，然后到田头分检、预冷、装车，到了北京后一斤青椒就卖到两块六到两块八。”韩长赋结合自己的亲身调查，“从山东过来的蔬菜到北京价格一般是翻一倍到两倍，从海南广西那边过来的大体上要四倍甚至到五倍。但这些都和农民没关系，农民就是田头的五六毛钱，所以农民说，辛辛苦苦种一亩田，不如外出打两天工。”

　　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农业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矛盾。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了，有两亿多人，农村还有三亿劳动力，总量是富余的，但农业劳动力素质明显下降，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的严重。我们做过很多典型调查，现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外出打工比较多的地方，留乡务农的大都是妇女和五六十岁的老人，有人形象地称之为“3860部队”。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务农、不会种地。今后“谁来种地”问题将日益突出。

　　面对“三农”新形势、新挑战，韩长赋指出，我们需要进口，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调节品种、弥补短缺，但是基本自给的方针和坚守18亿亩红线不能动摇。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讲，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

　　“中国有13亿人，饭要天天吃，庄稼要年年种，粮食安全要长期保。打个比方今天中午开饭了，你给我两个馒头正好，少了吃不饱，给我第三个馒头我不要了，但是下顿不给你行吗？穿衣服今年收入高了多买几件，收入少了少买几件也能过去，但粮食不行，没钱你也得买粮，你有钱会买三年的粮食存下来吗？不可能，这就是粮食和食品的特殊性。而且真要短缺了，远水解不了近渴。”韩长赋说。

　　同时，大规模进口农产品不现实。“三农”是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是联系在一起解决的，不能光解决一个问题。种地种粮还是很多农民就业、收入的主要渠道。比如，如果糖都进口了，广西两千万蔗农将失去生计。如果棉花都进口了，新疆的各族农民兄弟干什么去？所以，不能单纯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粮食和农产品进口问题，而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关于农民收入，韩长赋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民，重点在农村。现在看，我们城里人绝大多数都小康了，现在真正还有贫困人口，收入差距比较大，主要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农民能否顺利的过上小康生活，关系着我们的小康是全面的小康还是拖着“短腿”的小康，是高质量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小康，是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小康，还是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的小康。

　　韩长赋说，近两年来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是与实现收入倍增目标相比，与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与实现中国梦的发展要求相比，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还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城乡收入的差距很大，收入差距是16648元。所以不能因为农民收入的平均数快速增长就对农民增收问题过于乐观，要看到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低收入农民还有很多。

　　韩长赋提出，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是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构成，我们要多渠道来拓宽收入，主要包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和加快推进农村改革等方面。